毛泽东，邓小平等伟人酷爱音乐的研究

卓琳：邓小平喜欢听言派的唱腔。我喜欢听京戏，因为小时候我父亲有一台留声机，各个流派唱腔的唱片都有，所以从那会儿开始我喜欢上了京剧。后来和老爷子一起生活，常和他一起听言派的唱腔，我就更喜欢京剧了。
戏曲应该也算音乐的一种吧.

毛主席肯定对音乐感兴趣,但是爱好程度到底有多大就不知道了，具体如下:
向冼星海求教


1938年11月冼星海来到延安，担任了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作曲教员。不久他应邀来到毛泽东的窑洞作客。毛泽东说：“星海同志，你是音乐方面的专家。我想请教你这样一个问题：从西洋的音乐史来看，一位艺术家所取得的成就的大小，应当和他建立本民族的艺术学派有关吧？”“是的，很有关系。”冼星海说：“格林卡的伟大，就在于他把俄罗斯的音乐从欧洲，尤其是从德国的音乐学派中解脱出来，开创了俄罗斯音乐学派。波兰的肖邦，匈牙利的李斯特，捷克斯洛伐克的德沃夏克等，也是终生为创建本民族、本国家的音乐学派而奋斗。”“这就对了。”毛泽东喜悦地说。他鼓励冼星海也走这条路。与毛泽东谈话后不久，冼星海便与塞克合作，创作了《生产大合唱》，“二月里来呀好风光，家家户户种田忙”的歌声，在延安流传起来。1939年5月11日晚上，“鲁艺”首次公演冼星海的新作《黄河大合唱》。这天晚上，毛泽东也来了。冼星海走到台上，在乐队的伴奏下，指挥百人大合唱。演出结束时，毛泽东忽然从座位上站起来，连声赞道：“好！好！”

1940年5月的一天，周扬向冼星海传达了中央派他和袁牧之去苏联考察的决定，并对他说：“晚饭前，毛主席请你到杨家岭去一趟。主席还关照说：要带着钱韵玲和你们的‘蜜果’小妮娜。”当冼星海带着妻子和女儿来到毛泽东的住处后，袁牧之也来了。警卫员听说毛泽东请出国艺术家吃晚饭，特地去老乡家里买了一只鸡。吃完晚饭，毛泽东又关照冼星海和袁牧之：“目前只有国民党和苏联有外交关系，你们到西安办出境手续时，护照不要写你们的真实姓名……”钱韵玲听了毛泽东的话忽有所得，她拉了拉冼星海低声说：“我倒想了个主意：你可以用你母亲的姓，随我母亲的名，并起来就是黄训。”她说得很轻，但毛泽东已经听到了，马上大声说：“好得很，就叫这个名字。”

1945年10月30日，冼星海因病在莫斯科去世。毛泽东拿着发来的电报，亲笔题写了挽联：“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”。

听塞克意见撤岗哨


《生产大合唱》、《救国军歌》的歌词，均出于塞克之手。1938年塞克来到延安，不久延安举行纪念“一二·九”运动大会，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在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想法。会后毛泽东特意与塞克等人同桌用餐，他希望塞克能以笔来促进大生产运动。1939年春天的一个早晨，塞克在延河边散步，触发了创作灵感，连忙回住处作词，到了晚上《生产大合唱》的歌词便完成了。冼星海知道后，以最快的速度为歌词谱了曲，毛泽东连声称好。延安整风前，毛泽东想了解延安文艺界的真实情况，想起了塞克。不料塞克嫌毛泽东住处有岗哨，不愿去。毛泽东知道后，立刻下令撤去路上的岗哨。塞克见毛泽东如此礼贤下士，十分感动，便把自己的看法痛痛快快地都说了出来。

延安成立青年艺术剧院后，非党员的塞克被任命为院长。一次他安排了一个演出总结大会，但开会时人都没到。塞克四处寻找才发现他们在开党支部会。“我在这里听一听吧。”塞克并不知道自己无权参加，支部书记不好赶他跑，只得宣布休会。塞克一听火了，回到住处后余怒未消，立刻提笔给毛泽东写信，他质问道：这样子我怎么工作？毛泽东很能理解他的心情，便约塞克谈心。等他发完牢骚后，才颇为同情地说：“哪有队伍被拉走司令员还不知道的事！青艺党员的身份要公开。”当塞克知道全剧院一百多人，就三个不是中共党员，而他这个“非党分子”竟做了一院之长后，反倒有点不好意思了。

赞成国歌采用田汉词


田汉在文坛成名很早，但直至1948年底到河北西柏坡党中央驻地开会时，才见到毛泽东。毛泽东久闻他的大名，希望他进北平后，能够留住徐悲鸿等文化名人。1949年1月田汉随军进入北平，便在音乐家盛家伦的陪同下，来到徐悲鸿的住宅。两位老友相见，十分高兴，田汉对徐悲鸿说：“我从解放区来。毛主席让我转达口信给你，希望你不要离开北平。”

不久田汉参加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。会议期间讨论到了国歌。当时刘良模、梁思成、张奚若等人提议由田汉作词、聂耳作曲的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。大家对聂耳的曲子没有异议，可是有些代表认为原词的“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”一句已成过去，提议只用聂耳之曲而废田汉之词，并请郭沫若另作新词。

郭沫若兴致勃勃，马上就拟写了三段。但张奚若却坚持认为，田汉的词还是很有历史意义的，并特意举了法国的《马赛曲》为例。分歧传到毛泽东和周恩来那儿。毛泽东和周恩来倒是赞成张奚若的意见，认为田汉的原词的确作得不错，有“安不忘危”的告诫在内。

眼看10月1日的开国大典迫在眉睫，为了统一意见，毛泽东特意在9月25日晚上，于中南海召开了一个座谈会，专门讨论国歌、国徽、国旗、国都、纪年等问题。田汉也被邀请参加了，同时参加的还有郭沫若、沈雁冰、黄炎培、马叙伦、李立三、马寅初、张奚若、徐悲鸿、洪深、艾青、梁思成、马思聪、吕骥、贺绿汀等。座谈会上大家经过反复讨论，终于取得一致意见。

喜爱侯宝林的相声


1949年3月27日毛泽东进入北平。没过几天，北平市长叶剑英和市委书记彭真安排了一场文艺晚会。毛泽东一听有侯宝林的节目，兴致勃勃地说：“好，我去。侯宝林是个人才。”这天晚上，32岁的侯宝林与他的老搭档郭启儒合说相声《婚姻与迷信》。毛泽东第一次看侯宝林演相声，他被逗笑了。“侯宝林是个语言学家。”毛泽东一边看一边赞赏道。

自1957年开始，侯宝林和他的搭档常被邀请到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住处说相声。渐渐地连在毛泽东身边的卫士都知道毛泽东喜欢侯宝林说相声了，有时毛泽东疲劳烦躁时，工作人员就会邀请侯宝林来说段相声，以消除毛泽东的疲劳或安稳他的情绪。有时毛泽东兴致来时，还会主动向他的工作人员说：“找侯宝林同志来说说。”侯宝林知道毛泽东知识渊博，学问好，所以经常逛书摊，搜集旧书，熟悉民间掌故，让毛泽东能听到一些新相声。有一次毛泽东听侯宝林在段子里七拼八凑地念了一首打油诗：“胆大包天不可欺，张飞喝断当阳桥；虽然不是好买卖，一日夫妻百日恩。”禁不住忘情大笑，竟笑得连腰也直不起来。

请陈白尘修改诗词


1962年4月22日，一份题为《词六首》作为征求意见用的铅印稿送到了《人民文学》编辑部。在标题之下，有篇小序：“这六首词，是一九二九——一九三一年在马背上哼成的，通忘记了。《人民文学》编辑部的同志们搜集起来寄给了我，要求发表。略加修改，因以付之。”

这是毛泽东写来的。当时陈白尘正主持《人民文学》的工作，于是编辑部立刻给郭沫若写信，希望他能写一篇诠释性的文章。编辑部同仁还希望在《词六首》发表时，毛泽东再次为《人民文学》题字。陈白尘给毛泽东的秘书写了封信，了解若请毛泽东题字有无可能。不料第二天毛泽东就复信说，那铅印稿是请你们斟酌修改的，为何不给我认真地修改一次呢？又说要我写字，似乎可以嘛！并问及五月号几时出版，他该几时交稿。这使陈白尘感到十分意外。

1962年5月12日，《人民文学》第五期刊登了毛泽东的《词六首》和郭沫若的释文。就在此日的凌晨6时，毛泽东的秘书给陈白尘打来电话，说毛泽东已读了郭沫若的文章，其中有关一句成语的解释，他想和郭沫若再商量一下，第五期是否可以推迟出版？这可把陈白尘难住了，因这时杂志已经装车运出北京，而且《词六首》已在北京各报转载。于是陈白尘向毛泽东秘书作了说明。几分钟后秘书向陈白尘转告了毛泽东的意见：“既然北京各报都已出版，那就罢了，以后再说吧！”后来《人民文学》第六期将毛泽东有关那句成语的想法作了补充说明。
周总理的爱好也很广泛以知识渊博、兴趣广泛而著称于世.由于这一学识优势和人格魅力,使他对陕西的文物保护和利用、对陕西地方戏曲艺术和音乐的繁荣与出新都建树多多:对碑林博物馆情有独钟,对发掘乾陵持低调态度,对陕西地方戏有着浓厚的兴趣,对民歌的演唱有独到见解.在西部大开发的浪潮中,发展陕西经济,文艺搭台,旅游为龙头,学习和研究周恩来的前述思想很有借鉴意义.